大陆要求台湾食品企业交出“机密配方”？国台办回应******

　　中新网1月11日电 针对台“食药署”声称大陆刁难台湾食品企业注册，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1日回应指出，这本来就是个单纯的企业注册问题，解决起来并不难。民进党当局不积极帮助企业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不能不令人怀疑他们是在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11日，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据关于台湾食品企业注册，台“食药署”声称是大陆在刁难，要求台湾业者交出“机密配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台湾业者如何能够重新申请通过？

　　对此，马晓光表示，自去年12月上旬以来，国台办发言人先后三次通过书面新闻稿就此说明情况，澄清事实，驳斥民进党当局政治操弄。马晓光并就此再说明四点：

　　第一，大陆发布《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海关总署第248号令)，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向大陆境内出口食品的生产、加工、贮存企业的注册管理。该规定优化了注册程序，对不同类别境外生产企业实施分类管理，明确了企业主体责任和所在地主管部门监管责任，旨在保障进口食品安全。一言以蔽之，这么做是为了保障进口食品安全和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不仅根据世贸组织有关规则进行了通报，也通报了台湾方面。根据这一规定，台湾食品生产企业应补充完善相关注册信息。这不是禁止台湾食品企业产品输入，更不是民进党所说的“贸易障碍”“歧视待遇”。

　　第二，台湾食品生产企业应提供的注册信息，与其他境外企业是一致的，其中按要求填报的原料配料相关信息，是为了保障进口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不存在所谓要求交出“机密配方”的问题。这些信息不会对外公布，不会影响企业权益。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第三，台湾部分企业目前暂未获得注册，主要原因就是提供的注册信息不完整不规范。虽然我们通告的期限到了，但只要按要求完善注册信息，经审核合格后依然可以向大陆出口产品。据了解，目前一些台湾食品生产企业已经补充了注册材料，有关主管部门正在进行审核，对于符合要求的，将予以注册。

　　第四，这本来就是个单纯的企业注册问题，解决起来并不难。岛内媒体已经指出，是有人故意把它变成了“罗生门”。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在有充裕时间的情况下，民进党当局不积极帮助企业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不能不令人怀疑他们是在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